01
涂官俊与周莹是什么关系？
电视剧中的赵白石（原型涂官俊）与周莹的关系给人感觉是兄妹情，历史上果真如此吗？史料记载，周莹的曾祖父周占奎，字梅村，是清朝嘉庆年间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的富商大户，从嘉庆元年（1796）至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在孟店村建成17院宅第。这么一个大户人家，到了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发生了剧变。
这一年，发生了著名的陕甘回民起义，这次巨变不仅对大西北千万了巨大的破坏，也对周家形成了致命的打击。起义持续到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被左宗棠平息，但周家从此中衰。宅院被烧毁16院，仅存1院。
周莹出生于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从地方志文献来分析，她应该是周家养女。她的命运不由自己作主，在兄嫂的安排下，于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嫁给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的吴聘，一如电视剧里所写的那样，是为了给吴家这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“冲喜”。
泾阳与三原县是相邻之县，安吴镇安吴堡的吴家正处于上升期，吴聘的父亲吴蔚文（1830—1876）既算是朝廷命官，也是著名盐商，长期承办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的盐业专卖，与胡雪岩（1823—1885）差不多同时，也属于“红顶商人”。
据方志记载，周、吴两家早就定亲联姻，在吴聘将要病死之际，吴家按照传统习俗，想通过婚庆“红鸾照命”来冲散“白虎凶星”，以救儿子一命。但是，就在成婚之日，吴聘病情更加严重，10日后病亡，周莹就转眼从新娘变成了“安吴寡妇”。
吴家唯一的男子没了，刚过门不久的周莹接管了吴氏家族的财产。她将吴氏家产一分为五，将陕西以外的商业资本划归自己名下来经营。她大胆地将将自己管理的土地分给佃农，让他们无偿耕种，腾出手来经营商业。很快，她的商业天赋显现出来，成为秦商的代表人物，清末陕西女首富。
当然，地方志的记载并不全部靠谱，这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是如何创造商业奇迹的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其中固然有夸大之嫌。但有一点，富起来的周莹，将乐善好施发挥出了巨大的功效。
周莹接管吴家家业后作出的第一件善举，就是现存的泾阳县文庙整修，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周莹捐银四万两，独立重修文庙，被朝廷封为二品夫人，知县涂官俊为之立碑亭为文记事。
柏堃《泾献文存》中有《涂邵卿重修文庙碑记》，其中记载：“婿妇吴周氏承公及夫遗愿，携子来请独力捐修。耗银4两有奇，从1885年至1890年建成。规制完整，巍峨壮丽，轮焕一新。”这个涂邵卿就是泾阳知县涂官俊。
就是说，周莹与涂官俊（即电视剧里的赵白石）其实只是官民关系，二人无亲无故。
涂官俊考虑到陕西回民起义后，当地民气未复，重视教化，有心重修文庙，但“道谋弗成”。而周莹慷慨促成此事，才有了二人的关联。
周莹是安吴寡妇，但上面的记载说她有一个儿子叫吴念昔。这应该是她的养子。
此后，周莹还有过多次善举，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卷三十六中记载，1891年，泾阳吴周氏捐银5000两，各属官绅共捐凑银1万两，助刊书藉。
但真正让周莹暴得大名的是她与慈禧太后的关系。
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， 7月21日，慈禧挟光绪皇帝逃离北京，9月4日抵达西安。适逢西安灾荒，慈禧的开销很大，陕西巡抚端方向富商大贾劝捐募银。
《泾阳县志》记载，周莹抓住这个机会，积极响应，向西狩西安的慈禧太后“助舒国难”，进贡白银十万两以及无数珠宝古玩。因而，得以“浩封二品夫人，死后追赠一品夫人，御笔亲书‘护国夫人’金字牌匾。”不仅如此，周莹还被慈禧认作干女，“今后出入宫廷，勿须通报，若临面驾，可免行大礼。”
在慈禧太后生日之际，周莹给这位干妈妈送去很多珍贵的礼物，其中就包括现存陕西省图书馆的豪华屏风。1901年8月24日，慈禧与光绪离开西安返京，因周莹进贡的屏风体大厚重，携带不便，被留存在南院门总督府（即今陕西省图书馆“亮宝楼”）。
但是傍上慈禧的周莹似乎并没有沾上什么恩泽，她与慈禧同年病逝，但这期间并没有文献可以证明二人有什么关系。相反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周莹与慈禧的关系反倒惹上了一场文墨官司。
1962年12月30日，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的作家李南力在《重庆日报》发表《忆安吴堡》一文，说“安吴寡妇曾经迎过所谓‘圣驾’，接待过那位封建的顽固老腐败”，结果激怒了国学大师吴宓。而吴宓正好是这个安吴寡妇周莹的堂侄，吴宓看到此文后在西南师院中文系文科进修班新春联欢会大会发言，指出这篇文章严重失实，并表示严重不满。他还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：安吴寡妇“并未见过慈禧太后，但以1900年助赈最多，诰封一品夫人”。吴宓的反弹实则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与慈禧太后沾上关系并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事，因而，他极力为自己的堂伯母撇清。当然 吴宓说了不算，地方志的记载也并不靠谱，有待正史来佐证。
02
涂官俊：为县官要有“三板斧”
历史上真正的“赵白石”，也就是涂官俊为官数十年，基本上都在陕西度过的，他先后担任过富平、泾阳、长安诸县知县，终生也不过一知县。然而，这样一个知县却并不简单，他精通作为县官要有“三板斧”。
根据《清朝通典》职官志记载，县令，“掌一县之政令，平赋役，听治讼，兴教化，励风治，凡养老、祀神、贡士、读法，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。”也就是雍正所说的“州县为亲民之官”，必须要有“三板斧”，征收赋税、治听讼狱和教化风治，乃是其三项基本任务。
先说征收赋税。史籍中并未记载涂官俊征收赋税的情况，但是却重点记载了他如何兴修水利，《清史稿》称涂官俊在任期间劝农桑，兴水利，成稻田数百亩。陕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省，农业是国之命脉，古代的赋税也主要来自于农业。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，本质上就是涵养税源，保障民生。
不仅如此，涂官俊还重视井灌。汉武帝时修的白渠经泾阳、三原、高陵等县至下邽注入渭水，是陕西特别是泾阳县的一大水利工程，到清代称龙洞渠，年久失修。涂官俊倡言开濬白渠，许多人认为这一工程巨大，困难太多，但是涂官俊却毅然决然要做好这件事。通过他的努力，这条白渠由梯子关而下，水量增加三分之一。之后，他又在清冶河畔修复废渠二条，凡水到不了的地方，他都劝百姓凿井以济之。先后增井五百有馀，从此无旱忧。井灌是解决陕西关中地区农业缺水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，在涂官俊的努力下，泾县不再害怕旱灾。
与此同时，涂官俊为确保灾荒之年百姓无饥饿，还多方劝民备荒。经历回民之乱后，泾阳百姓大多舍本逐末，过去传统的义仓无实储。涂官俊认为，积谷备荒，莫善于年出年收。他亲自下到各乡劝谕捐谷，严定收放之法，民感其诚，输纳恐后，仓皆充实。史载，1893年，遇旱荒，全活凡数万人。
再说治听讼狱。《清史稿》称他“躬巡阡陌，与民絮语如家人”。这种做法，就是“体问风俗”，换言之，就是微服私访。涂官俊官位不高，属于史籍中典型的循吏，而在循吏看来，听讼本身就是“亲民”的一种方式，古人说过“亲民在听讼”。
涂官俊初到陕西，正值回乱平息过后不久，他“清积讼千馀，庶政以次规复，期年而改观。编保甲，捕盗贼，地方靖谧。”在他的家乡江西东乡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除暴安良的故事。泾阳境内有一名为窦怀珍的恶霸，纠集黑恶势力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，罪行累累。群众对他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。一次，因一件小事，窦怀珍竟然将一农民的双脚砍下。涂官俊得知消息后顶住各种黑恶势力的威胁，将其抓捕处决。
三说教化风治。相对前面“二板斧”，教化风治往往容易被州县官员所忽略，被视为不关痛痒之事。乾隆时将教养百姓视为统治的核心理念，他连续发谕旨，强调地方官员要力行“教养之实政”。乾隆指出：“谕为治以安民为本，安民以教养为本。”涂官俊对地方文教颇为重视。前文所说他重修泾阳文庙，旨趣亦在倡导文教。史载，涂官俊“立宾兴堂，置性理、经济有用之书，日与诸生讲习。增义塾，定课程，亲考校之。凡有利於民者，为之无不力。”宾兴堂是文人书生聚会场所，隋唐以来的科举时代，仿古乡饮酒之礼，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参加考试的读书人，叫做“宾兴”，后来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文人及官员们互动的活动场所。涂官俊还在当地建书院，亲自为诸生授课，增开义务教育，亲定课程。对当地的文教风化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“三板斧”奠定了涂官俊这位爱民县令在民间的口碑。涂官俊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十月初二病故。重病期间，仍强起治事，捐俸千金以恤孤贫。出棺安葬时，沿途四十里士民设堂路祭，在县城、云阳等地建涂公祠奉祀。至今，在江西他的老家仍然以他为荣。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以他为原型的清官赵白石之所以令观众感动，就在于他身为县令身上那一种担当精神。
图文编辑 | 阿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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